（原标题：岛上的奥登）

文/邹波

《干戈与包摄：英格兰时期的奥登》（TheIsland:WarandBelonginginAuden’sEngland）这本列传聚焦于诗东谈主W.H.奥登在英国的青少年时期。1925年7月4日下昼，中学毕业上演的舞台上，他披着兽皮，演的是莎士比亚《狂风雨》里的怪物卡利班。那是中学的终末一天，他莫得像多量东谈主那样争当主角或紧要破碎，而是选了一个“考究”范围以外的形象。那一刻，他似乎隐喻式地为我方当年的诗东谈主身份定了调。

遐想一下，淌若你读《狂风雨》，会想代入谁？大部分赶巧芳华的东谈主会遴选费迪南德和米兰达——一双岛上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；心肠和蔼的东谈主则会感到我方像普洛斯彼罗——阿谁在荒岛职权游戏里受害的一方；就算是心胸不轨的东谈主，也偶而原意去演那些绝对的邪派。性格孤介、带点自负的女孩，也可能会向往超然赞颂、操控魔法的好意思东谈主鱼爱丽儿。而奥登，却挑中了去演卡利班。

卡利班的身上，有一丝肖似别传中灯神怪的魔性与力量。他是岛上的原住民，却被孤苦的复仇者普洛斯彼罗奴役。他生活在考究东谈主之下、以外，但与这片地皮的天然存一火不渝。他的力量被压迫者讹诈，却依旧保留着野性与自我——他致使对普洛斯彼罗说过一句话：“我是你沿路的臣民，是以我当先是我方的国王。”

多年后，在纽约的夜校开设的《莎士比亚讲座》中，奥登谈到：“卡利班和爱丽儿相似渴慕解放。卡利班要的是能够得意通盘盼望的解放；爱丽儿追求的是无论阅历什么都保持纯碎的解放。”在戏剧的扫尾，普洛斯彼罗最终将解放交还给了他们。在奥登看来，这两者都标记着当代社会中试图生计下来的“天然东谈主”。

不外，奥登所说的“天然东谈主”，并不料味着全都任其所为。他以为他们仍需要一种自我教师——不是泛泛意思上的自律，而是一种属于诗东谈主的自我素养。他在讲座中强调：“一朝运转，就不成停驻来。你要掌捏舵，带我方走向腾贵，或者卑贱，但毫不会落在中间的庸俗里。”这和他诗里那句“在污浊中污浊，在梗直中梗直”一样——无论何如，不要沦为中和。这种精神，恰是小妖魔卡利班的写真，亦然一种他所追求的诗东谈主解放。我致使愿多加一句我方的祝词：“愿我的锻真金不怕火，依然怕惧我方的修辞。”

这种讲话上的解放，亦然奥登的抵拒标志之一。1937年，他在《西班牙1937》里写下了那句令乔治·奥威尔震怒的诗——Theconsciousacceptanceofguiltinthenecessarymurder（廓清地领受谋杀的必要）。奥登承认，这仅仅修辞上的劝诱，想要让讲话同期呈现两面。这句诗险些成了他离开英国、赶赴好意思国的导火索——对他来说，诗歌的解放就在于敢在刀尖上写字。

然而，无论是在性取朝上的解放，如故在讲话上的落魄不羁，他仍无法全都脱离民族国度的身份。那是一种既带来伤害又无法割舍的干系。少年时期的奥登就隐晦刚硬到，我方身上的“英国性”比霍布斯、洛克用社会公约界说的天然东谈主复杂得多。多年后，他回首谈：“我自称是粉色的、自利的旧解放派，但天生是无政府主意者，而内心最深处的妖魔却是一个保守主意者。”这种矛盾与夹杂，自己亦然解放的一部分。

早在中学毕业演卡利班的那年，奥登就仍是是一个诗东谈主了。他的早期诗作之一，模样了在英国海岸雨中拾取燧石的拾荒者——那些东谈主可能是一战退伍的老兵，也可能是逃兵，还可能是从奔宁山脉被淘汰下来的老矿工。而矿工自己，也可能是老兵或逃兵。他们是试验中的卡利班，是国度确切的中心东谈主物——却又是局外东谈主。一个民族确切的力量，往交往自它的旯旮东谈主——那些千里默的死者，以及纪录他们的诗东谈主。本雅明描摹干戈幸存者时说：“他们并不是言谈更丰富，而是在可相易的告诫上愈加枯竭。”

在少年时期的奥登眼中，这些东谈主仍然承载着英国的荣光。但他也必须缓缓挣脱上一代诗东谈主A.E.豪斯曼的暗影——那种诗句里带着乡村村歌与帝国自负的曲调。精炼说，我我方也心爱豪斯曼的诗——它们像是一首首尊容的称赞诗，让东谈主梦猜想《国王的演讲》里的气质，尽是英国地名和未受防止的征象，还有帝国的荣光。这种诗意带着某种众性情的滋味，仿佛在“长入六合的悲伤”，与大英帝国在众人的存在不约而同。

列传还提到，在奥登童年（一战前），他的父亲心爱亲手作念产品——那是英国乡村颇为流行的爱好，受罗斯金所提出的工艺好意思术理念影响。这是一种贵族式的手工精神，和会了乡村骑士风采，也带着对新兴城市中产阶层的轻茂。今天看来，有点像李子柒视频里虚构出来的原野场景，只不外奥登的成长环境是确切存在的“共同体”。

然而，1914年的干戈让这一切戛然而止。伍尔夫曾说，“东谈主性绝对改动了”。爱国主意的下一个阶段，是国度对死亡的千里迷与上瘾。那一年，奔赴战场的年青东谈主，口袋里通常装着豪斯曼的诗集。豪斯曼也写过小数与死亡有关的诗句，但总体仍然是爱国赞歌。我曾读过不少一战时参加英联邦作战的加拿大诗东谈主作品——歌颂英国清白的远比反战的多。

然而，死亡与废地最终改动了英国的爱国主意。豪斯曼莫得留住袭取者。一战后的英国，帝国的自重感缓缓式微。天然战后重建中，不少作者试图再行塑造英格兰乡村的魔力与谈德，致使经济的再生，但作品却通常带着阴雨、颓靡，致使在性上也流浮现没趣——正如劳伦斯演义中的气味。一战的冲击让东谈主刚硬到，原来的原野生活与松弛节律，正本就特别脆弱。

从干戈摒弃到奥登1925年毕业，这段时期恰是艾略特界说的“荒野年代”。

到1926年，荒野运转干涉“后荒野”——跟着大都市文化的消退，英国的“当代主意”在原土宣告赶走——那种官方的、男性化的、带有国度职责感的论调，以及罗斯金式的手工贵族精神，一并退出了历史舞台。

社会的阶层冲破在此时达到昂扬，大歇工爆发，大悲凉正在靠拢。艾略特写下那句其后被反复援用的话：“寰宇的摒弃不是一声巨响，而是一声呜咽。”从战后到1926年，这些年既是英国荣光的尾声，亦然旧寰宇的终末挣扎。英国变得孤单而减弱，外洋主意与外洋当代主意都不再有容身之地。猖獗的当代主意光环从英国褪去，留住的是一个确切而狭隘的岛国——非帝国的、乡村化的、家庭化的、中产化的、带着阴柔气味的。而奥登，恰是在这么的“后荒野”中，运转了我方的诗东谈主之路。

在“后荒野期间”的氛围中，少年奥登运转尝试为我方疗伤——弥补干戈年代父亲缺席留住的空缺与暗影，逃离母亲在得知丈夫出轨后于矿山废地间压抑不住的一声嘶喊，以及从森冷规训与男男性侵相互交汇的学校生活中脱身。他曾征引父亲的话——这位曾作念过儿童方法学商议的军医——来抒发对调养的皆集：“疗愈，不是科学……父亲说 /它是一种直观的艺术 /向天然寻求安危。”

其时，他仍然犹豫在豪斯曼式的乡野之中寻找从容——通过写诗，通过亲近英国的大天然，通过与矿区以及同性恋心情的谀媚，通过倾听早期矿工的阴灵低语，以及通过回望近代历史的高深与浮泛。一战爆发前的寰宇，无论外在是否宏伟，在他眼中都比干戈自己更具深度。此时的他，散文讲话尚处于“阻拦式”的前感性阶段，但仍是浸润了汉娜·阿伦特所说的那种“必需的好意思妙性”——一种与缓缓纯简直性取向相互缠绕的好意思妙性。这一切共同滋长出安然的诗意。

与豪斯曼比拟，奥登的心底多了一原理干戈铸成的“龙骨”——一战的回声在他尔后的创作中从未覆没，跟随他直至1973年9月29日离世。无论外部地点何如更替，个东谈主荣幸何如跌宕，他都未尝开脱一战的情结。不同于二战所带来的那种众性情的愤时疾俗与生计者的负罪感（如冯内古特或普里莫·莱维所承受的），一战在他的诗中不仅标记死亡，还代表心虚的首脑、抑止更新的想想与复仇冲动，以及化为遍山罂粟花的士兵遗骸。

直白地说，若诗歌深处有了干戈的神话与诗性——正如恩斯特·荣格那种战时审好意思主意的冷落浸透于奥登的笔下——即即是最微细、最好意思妙的爱情诗，也会假造获取一种千里重的力量。这种情结通常伪装成试验感——当奥登声称我方的诗都源自确切的历史事件时，这种力量就隐伏其中。

然而在这个历程里，那份从卡利班式天然东谈主身上获取的民族包摄感，正悄然淡去。列传的末尾写到，年青的奥登最终决定与英国保持距离，运转环球飘浮，致使踏足中国。他曾在一战后氛围独特的德国流连良久，其时的德国仍充满生动怒味，而柏林则是“避讳性兴盛”的代名词。好友依舍伍德回忆说，哪里的艺术氛围与性解放，恰是一战后德国对沙文主意的公开慑服。

但奥登并未千里湎于盼望自己，而是借此洞悉解放的代价与伦理的根基。在回忆柏林的著述中，他写谈：“解放并非逃离，而是直面，并承受它的分量。”

列传的作者批驳，淌若1936年奥登便罢手创作，他大概只会被视作保守派爱国者、致使是民族主意的同路东谈主。

奥登的一世面对过三场干戈，以及纳粹与极权的二元压迫。他的讲话解放与修辞癖——正如在《西班牙1937》中所展现的——有时也会刺痛革射中的弱者与受害东谈主。这种“卡利班的胃口”，在政事态度上偶而允洽，但在词语的界限里却极具力量。

1932年，他的散文运转趋于明晰，他写谈：“民族主意的失败，不是因为民族过小，而是因为它过于纷乱。”在他看来，东谈主需要一个更亲密的包摄单位——一个“英国细胞”。他但愿这种民族性格能更隔绝、更具情面味。

1939年，他去了好意思国。那是另一首诗的开篇。好意思国在他眼中，是通达却唠叨的空间。就像他早年在英国面对阶层壁垒时保持的冷静震怒，这一次，他所面对的是一种“无形的无知”，空气中充盈着解放，却迂回伦理的根系。这里既不是乌托邦，更像是一块白板。他既想借此开脱旧日的管制，又必须在此重塑自我。

好意思国的“技巧化讲话”也长远影响了他。斗争播送剧、电影对白、方法分析体裁后，他将很多“非诗意”的抒发引入诗歌：邮局职员、保障倾销员、地铁里的盲东谈主卖艺者，这些正本被摒除在“致密无比诗歌”以外的东谈主物，如今成了他讲话伦理重建的主角。

对于干戈，他的态度体现降生份的断裂——既不是和平主意者，也不是恋战者。他显明干戈的不可幸免，同期警惕一切将暴力猖獗化的言辞。他远离写“为了正义而捐躯”的赞歌，而是以低语般的诗句拜谒：在死亡将临之前，爱与信念该何如安放？在他眼中，干戈无谓被赋予过多雄壮的意思，更值得书写的是泛泛东谈主在冲破中濒临的伦理抉择。

奥登曾说：“诗东谈主不成说出真谛，只可在谣喙中让东谈主刚硬到真谛的缺席。”这是他晚期诗歌的一种自愿，深知讲话承载不了真谛的沿路分量，却依旧要用诗抑止敲击千里默的壁垒。好意思国不仅是他的避风港，亦然他试真金不怕火讲话伦理的实验室——他在这里既是病东谈主，亦然医者；既是流一火者，亦然修补者。他的诗，即是拆除与信仰之间缝合出的讲话容器。

这已不再是传统意思上堤防思纪律中延展讲话，而是堤防思坍弛的后荒野期间再行铸造讲话。

诗不再是神启真谛的回声，而是废地中鉴别他者哭声的悉力。奥登用诗搭建起临时的坦护所，哪怕它老是摇摇欲坠，也能为受伤的存在带来倏得从容。他在讲话中补缀的，不仅仅干戈形成的裂痕，也不再试图归附神、东谈主、天然之间的旧纪律。

因此，他在诗东谈主群像中呈现出一种“卡利班式”的姿态——不是复述巨擘的普洛斯彼罗，而是在被定名、被悲哀、被驯化之后，依旧试图发声的存在。他用改写寰宇的悲哀来夺回地面，用夺回地面的方式来收回那座孤岛般的故国，而最终要赢回的，其实是讲话自己——当作历史缅想的讲话，当作伦理器具的讲话，当作临时共同体的讲话。

在生命的后期，当作一个当代天然东谈主的奥登，耐性性用散文与诗来商议他自我建构的东谈主类学。他不再企图用诗预言当年，而是追问：咱们是谁？咱们何如相互相待？为何对那些让咱们心碎的事物依旧怀有信任与爱？这一想想轨迹，亦与好友汉娜·阿伦特在1958年出书的《东谈主的境遇》相互呼应——他写谈：“我对于东谈主的学说，最终归结为两个中枢命题：咱们信任并酷好那些会令咱们心碎的东西；咱们与鸟类和社会性虫豸并排而行，却同期承担着时期的包袱。”

在奥登笔下，天然与历史、灾荒与包袱、闹翻与共同体，缓缓交汇出一种更柔韧却毫失当协的伦理地形图。咱们不成只活在天然划定或森林逻辑中，像鸟或蚂蚁那样；也不成只千里溺于历史的慰藉。